请谈谈从“浙江模式”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再到“重庆地票”制度中所体现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评分规则:  “浙江模式”的出现，体现的是地方政府在土地指标上“开源”的核心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对农用地整理和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来增加耕地面积，同时在增加耕地的基础上留出部分空间用于新增建设用地。这是典型的在上级刚性规划下创造地方弹性空间的做法。虽然在浙江省内可以在不同市县之间进行指标交易来提升复垦和后续建设占用的效率，但是这种做法影响到上级对下级的管控，因此被叫停。即，虽然通过市场来提升了地方规划管制的效率，但却削弱了上级规划的管控效果。（2’）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是以建设用地复垦为对象，以存量建设用地空间腾挪为内容的制度设计。这种挂钩政策因为能够保障地方政府指标的“开源”和交易变得可控,而受到中央的青睐。然而，挂钩制度最初只允许“建新”和“拆旧”地块直接挂钩，不允许指标交易，显著降低了配置效率。后续挂钩指标交易可以扩大至县的范围，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挂钩指标的使用效率。但因为县的单位依旧很小，挂钩指标的市场价值不明显。（2’） “重庆地票”是将挂钩指标的交易范围扩大到全重庆（省级范围）内交易，地票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当地票供给小于需求时，地票价格显著上升；当地票供给过大，地票价格则会回落，显化了市场机制对通过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来扩大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的配置作用。（2’） 综上，在规划制度中，政府对指标的设置和用途管制等，决定了对土地用途管制的力度和结果，市场可以用于在政府管制下的效率的提升。也就是在理论上的一个制度原型，即管制加交易（cap and trade）的模式。管制（cap）指的是管制的总量额度，决定了土地保护或统筹利用的效果，而交易（trade）作为市场机制，只是提升了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效率，也就是弥补了组织实施过程中的效率，但不会影响到管制总量确定下的保护或统筹利用的结果。（2’） 当然，如果管制（cap）不能够保证总量上的稳定，就会影响到交易的效果，因为当参与交易的主体认识到管制有可能放松，就不会愿意参与交易，也不会给出真实的购买意愿，这将极大降低市场的效果。这也是中央在进行挂钩指标设计时，一般都以年度计划的方式对挂钩指标也进行总量的控制的原因。如果不对指标进行总额限制，“开源”必将导致指标市场供应过量，而这反过来将破坏整个指标制度和用途管制体系。因此，政府刚性管控可以通过市场来进行弹性补充，但是这个弹性也是有限度的。忽略刚性的前提而过度追求弹性，最终会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2’）